王彦从戏院出来，心中不禁一阵感叹，这与他在开平境内处理土客械斗之时，简直是两个极端。
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民，为了争夺生活所需的一点土地和资源，不惜以命相搏，而生活在广州城内的士绅商贾，却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。
大明朝因为太祖皇帝的出身，对于商贾之事不太看重，加之元末经济的破坏，使国朝没有意识到商贾的作用，而在商税上采取了三十而取一的轻税制。
这种情况，一直到万历年间，才有所改变，朝廷开始重新提高商税比例，但国朝的税赋中，农税却依然占到七成五，而盐税占一成，剩下的皇庄等乱七八糟的收入则占半成，而商税却依然只占不到一成。
偌大一个朝廷，几乎全部靠着田赋来运转，如此国朝的子民中，最为贫困的普通百姓，却承担了国家七成五以上的赋税，而商贾与士大夫阶层勾结之后，却只承担了不到一成的朝廷税赋，这与宋时商税最高达朝廷税收的七成正好反之，所以国朝士绅与商贾简直富得流油。
戏院中，挥金如土的士绅、商贾，让王彦心生感叹，他为北伐的经费苦恼不已之时，士绅、商贾的财富却多到可以金银投地，全不在乎。
此时王彦到没什么打击士绅豪贾之意，相反他还认为士绅、豪贾乃是朝廷的重要依靠。
《宋论》之中有“大贾富民者，国之司命”之语。《黄书》中有言“国无富人，民不足以殖”。就是从小教导王彦的族兄王夫之，也曾言，他视损富济贫为，犹割肥人之肉，置瘠人之身，瘠者不能受之以肥，而肥者毙矣。
对此，王彦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他不会无端打击富户，但如今国朝危在旦夕，士绅与商贾，却要承担他们因该担起的责任。
此时王彦已经有了改革税制的想法，但他却也知道，推行行起来，必然会遇到强大的阻力。
因为本朝官商勾结之厉害，可谓是空前，只要皇帝想要收商税，那全天下舆论，都会跳出来反对。什么与民争利，什么横征暴敛，都会成为士绅抗税的借口。 万历年间，皇帝派遣内侍到东南征收丝绸布匹税，结果也是征到哪里，哪里便发生暴乱。
此时的天南，虽然没有东林党这种代表士绅商贾的利益的大势力，但粤地商人与本地的士绅大族，甚至官员之间，关系也是盘根错节。
王彦思虑再三之后，决定先不触动士绅与商贾的现有利益，并不改变税率，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，打击偷税漏税之举，并且将税目逐渐完善起来。
当然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，并非王彦一人能够完成，也需要一个好的契机，才能不引起士绅和商贾的反弹。
王彦回到国公府，依然为银钱而烦恼，许嫣嫣所献的一万两白银，对他来说只能算是杯水车薪，而正在这时，朝廷的催他出征的诏书又至。
原来在王彦将一百万两白银解押到福京之后，使得在财政上受制于郑芝龙的皇帝，突然宽裕起来。